接到宁德地区农业学校录取通知书的那天,福鼎老家的晒场上还堆着没入仓的稻谷。
母亲用围裙擦着手上的灰,听着邻居读完那张薄薄的纸,嘴里念叨着“录取通知书”,眼里亮得像落进了星星。
我那时还不懂这五个字的重量,只觉得那张从县城寄来的信笺,比手里刚割完稻子的镰刀要轻,却又比肩头沉甸甸的米袋要重。
九月开学,我背着那个装过金庸小说的帆布包,又一次踏上了去福鼎城关的路。
只是这一次,我没有走向桐城麻坑里的民族中学,而是坐上了去宁德福安方向的班车,颠簸在还未完全修好的公路上。
车窗外的山峦依旧,但我知道,我要去的那个地方,不再是为了考高分,而是为了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。
农校的校门并不气派,甚至有些简陋,但校园里那股混合着泥土、草木和牛粪的味道,却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踏实。
我是农学专业班的,一个听起来就带着土腥气的专业。
开学第一天,班主任并没有急着讲课本,而是领着我们去学校的试验田。
那是九月,晚稻正抽穗,阳光洒在田埂上,班主任随手拔起一株稻子,指着根部说:“你们以后要懂它怎么长,也要懂它怎么死。”
这句话,我记了很多年。
在农校的四年,我们学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光合作用和遗传育种,更多的是手脚沾泥的功夫。
我们要学会辨认几十种病虫害,要学会配制培养基,要在大棚里亲手播下番茄和黄瓜的种子,看着它们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
那时学校推行“三好”:好字、好文章、好口才。
每周的书法选修课,墨汁味混着泥土味,我们在毛边纸上写颜体、柳体、欧体,写得手酸,抬头看见窗外是正在劳作的同学,竟觉得这两种力气是相通的。
除了本专业,最让我着迷的是隔壁班的茶叶加工与审评。
那时的我,大概没想到这几片叶子会滋养我的一生。
我像个蹭课的学生,一下课就往茶叶班跑。
看着萎凋房里的鲜叶慢慢失去水分,听着揉捻机发出的轰鸣,闻着锅里炒青时升腾起的栗香,我觉得那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仪式。
尤其是茶叶生物化学课,老师讲解茶多酚、氨基酸、咖啡碱如何在热水里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,我听得入神。
原来那一杯入口的苦涩与回甘,背后是这样复杂的物质转化。
这不仅是味觉的享受,更是科学的逻辑。
后来很多年,无论我走到哪里,只要喝到一杯好茶,就会想起农校实验室里那些透明的试管和无色的试剂,那是我对“风味”最早的启蒙。
农校的生活是紧绷的,也是扎实的。
每学期都有技能考核,那是对体力和技术的双重检验。
最难忘的是农场实操考核。
男生要挑八十斤的水桶,女生要挑三十斤,沿着十米长的田埂走一个来回,水不能泼出来太多,脚步不能乱。
那是真正的“泥腿子”功夫。
八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,起初觉得肩膀要碎了,走一步晃三晃,田埂上的杂草滑溜溜的。
但奇怪的是,当你咬牙坚持,一步一步踩实,身体反而会找到平衡。
那十米的距离,短得像一瞬,又长得像一个世纪。
现在回想起来,人生很多时候就像在那条田埂上挑水,负重前行时,最怕不是累,而是乱了方寸。
早晨的第一节课前,有一个雷打不动的“文化早餐”。
全班同学轮流上台,每天一个人,十分钟。
你可以读一首古诗词,也可以讲一个故事,或者分享一段心得。
轮到我时,我讲过苏轼,讲过福鼎老家割稻的趣事,也读过自己写的蹩脚诗歌。
那十分钟,台下的同学有的在吃包子,有的在揉眼睛,但讲台上的那个人,必须挺直腰杆,大声说话。
这对一个从农村来的、有些内向的男孩来说,是一次次的脱胎换骨。
它教会我的不仅仅是开口说话,而是如何在众人面前坦荡地表达自己。
这种训练,比任何一门专业课都更让人受益终生。
也是在农校,我找到了文字之外的归属感。
我加入了学生会主办的《含笑》文学社。
那时候,校园里有一群同样热爱文学的青年,我们聚在简陋的活动室里,讨论海子、汪国真、舒婷的诗,争论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与金庸、琼瑶的小说,为一句词一个字争得面红耳赤。
中三那年,我接任了文学社的主编。
两年的主编生涯,让我从一个单纯的读者变成了一个编辑者。
我要审稿、排版、联系印刷,甚至要去拉赞助。
记得有一次为了凑够印刷费,我和学生会主席跑到校门口的小卖部,软磨硬泡让老板赞助了一百块钱,条件是给他做个专访。
那本油印的刊物,纸张粗糙,油墨味刺鼻,但拿在手里,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
在《含笑》上,我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散文,虽然稚嫩,但那是我的声音第一次被印成铅字。
四年的时光,像试验田里的庄稼,一季一季地轮换。
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流汗、读书、争吵、和解。
我们学会了如何用显微镜观察菌丝,也学会了如何用毛笔写春联;我们懂得了作物生长的机理,也懂得了人情世故的复杂。
那时候,我们以为毕业包分配是天经地义的,以为只要学好技术,就能在这个世界上稳稳地扎下根。
毕业典礼那天,我们穿着不合身的西装,在校园里合影。
身后是那片我们曾挑过水的田埂,前方是未知的城市和岗位。
离开农校后的这些年,我换过工作,搬过城市,见过高楼大厦,也经历过世事无常。
但每当我在阳台上种几盆葱蒜,每当我在厨房里炒一盘青菜,每当我泡开一杯茶,闻到那熟悉的香气,农校的一切就会涌上心头。
我发现,我这一生都在享用那里的遗产。
不仅是种菜制茶的技艺,更是那种脚踏实地的劲头,那种“八十斤担子压不垮”的韧性,那种在文化早餐上练就的勇气,以及在《含笑》文学社里滋养出的对生活的敏感。
1990年的那个夏天,我带着507分的成绩单走进农校,以为自己是去当一个“国家干部”。
而现在我才明白,农校真正教给我的,是如何做一个根深叶茂的人。
就像我们当年在试验田里种下的那棵水稻,无论将来被移植到多么贫瘠或肥沃的土地上,只要根扎得深,总能结出属于自己的果实。
那两毛钱的船票送我离开了大山,而农校这四年的时光,给了我一艘能在风雨中航行的船。
【梦顶山下】专栏征稿啦!以笔墨寄情,用光影定格,共绘宁职最美画卷 |
来源:雷顺号